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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公正司法价值的真诚追求、通过裁判体现社会正义，对法官审判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三、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改革之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食品危害属性呈现出多重面相，而这种危害多样化必然要求建立不同类型的风险评估模式。关注度评估模式是与在价值判断上存在模糊性或争议性的食品危害风险相匹配的一种评估模式。

[20]这让公众对专家提出的 面粉增白剂安全性的风险评估结论普遍持怀疑态度。反之，如果某一食品危害性具有科学上的直接依据，对人体健康会造成不良影响，那么就具有危险性，规制机关应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因而，它们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主要优点是具有可证实性和可操作性。而在此次事件所检出三聚氰胺产品中，石家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三聚氰胺含量很高，最高值达到 2563 毫克/公斤，其他品牌检出三聚氰胺含量在 0. 09—619 毫克/公斤之间。而面对我国复杂多样的食品安全风险，这一模式显然无法有效应对。

[16]预防式风险评估模式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从评估人员构成上看，它不仅包括独立的专家小组，也包括利害关系人和潜在的消费者。[3]参见戚建刚: 《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中国法学》2010 年第 2 期，第 65 页。于是，我们的法官选拔制度其实脱离法官特质。

人类所能认识和把握的只能是人类自身创作的作品。这一过程体现出的虽然仅是一种法官的知识价值，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现实的司法运作机理，缺乏对法律实践理性的深切体会，你就不可能理性地应用这些知识来解读案情文本。人类的认识是从感观开始而进到知性，最后结束于理性。法官应该牢记自己是一个最权威的法律知识载体。

只有该物与它物发生关系后，才具有关系属性。在给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一封信中，霍姆斯更为简明地表达了他的司法哲学：如果我的公民同胞想要去地狱，我也要帮助他们。

法官是智慧的知识的天然结合。此时，其外在的知识能力已经被认可了，也就是说其技术知识已经得到了满足。第五，法官的智慧体现的是敏锐观察和独立的思考能力。[1]智慧就是这种朗照的光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就是智慧。

法官的智慧还与逻辑推理能力联系在一起。[35]（P29）专制体制下司法的所有权力结构是围绕专制政权的需要所设置或安排的。）因此，在我们的司法制度建设中，有必要把法官的道德与法官的智慧、力量等结合起来思考。一般而言，法官否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不仅取决于法官的经验以及经验带来的智慧，还取决于他的逻辑推理能力。

法官的智慧以司法审判的经验为补充。（一）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据西方学者考察，‘智慧（索非亚）一词出于伊雄语，它的意思主要有三条：一是指一般的聪明与谨慎。

[32]第四，法官的智慧不仅关涉其人生的理性发展，而且关涉其对审判工作的态度及对法治的信仰。第三，法官智慧的运用是其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这种选拔法官的方式在其设计的改变意义上难以形成对法官实践智慧的考察。同时，法官的职业还赋予其一种司法裁判的正义感。因此，对公正司法价值的真诚追求、通过裁判体现社会正义，对法官审判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这种素质是通过教育来培养的，经验是在学习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霍布斯的转化工作完成得并不彻底。功利主义与康德分别是对休谟质疑的两种回应，也是自然权利的两种替代形式。

霍布斯的逻辑是，自然权利和国家主权都是权利，二者是直接相通的同质性存在。首先，将财产权从神学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摒除了宗教的道德约束，使之成为人类本身的创造。

自然权利摒弃了保命意义的暴戾和个体利益意义的谋私，虽然仍立足于个体，但个体能够掌握和运用自由的力量，将自身建构成为能够自我立法的主体。总的来说，自然权利构成为普遍性文明的内核。

第一，保命是由危机状态产生的，财产权则能兼顾战争与和平状态，尤其适应于和平。每一个人运用意志，自己为自己立法，仿佛每个人自己遵循的规则就是共同体的法律。

斯宾诺莎的信心在于内在自由旨在追求理性的圆满而更有力量，结果却提供了内在自由对外在权利的优越乃至否定，二者之间的矛盾要等到卢梭的共和思路予以解决。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转变，是对自然尤其是人的自然的降低，但却是对作为驯化暴力的政治的肯定。卢梭认为，自我立法是自由的体现。康德的自由主体将自然权利发展成为人的权利，人权堂而皇之地拥有了自主地位，不再需要诉诸于自然的理由。

事实上，特权就是危机情况下对主权的运用。主体以普遍有效性为前提，以 人是目的为绝对律令，以批判理性为限度，使自由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由同时拥有了统摄自然的能力。

卢梭沉浸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对立，康德则在自然与自由之间展开论述，二元论范式一脉相承。自然秩序就是市场机制。

13.对于这一奇怪的学说——即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我相信总会有人提出反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立在启示信仰亦即激情或意志之上的神权政体，斯宾诺莎以深挖神权政体根源的方式将其理论基础归于激情。

第二，保命需直接诉诸于武力，自然权利等同于先发制人的战争权利。同情预示着利他，即使就程度而言较为单薄。同时，为了满足需要，还要不断地制造需要。这既体现了现代国家在垄断暴力之后对财政税收的进一步需要，也表明自然权利原则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普及。

如何应对阶级分化和商业社会带来的不平等，如何解决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冲突，但仍坚持自然权利，是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任务。立法权就是常态状态下的主权，即对法律的制定。

自然权利就是自然状态下战争的权利。政府保护财产权的力量就是对于财产权的使用的集中，而反抗权则证明公民个体仍是财产权的所有者。

第二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经济与社会问题，通过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工作，自然权利转变为被启蒙的个体利益。在价值上，内在自由高于外在权利。